文革 回民 养猪-爷爷的故事——卢世雄

爷爷去世时我还不足四岁，但在记忆中的印象至今清晰。爷爷身板瘦高面容清癯，留有并不浓密的长须，头戴圆顶八瓜黑帽，身穿毛蓝长衫，紧束裤脚，白布袜子与青布圆口鞋黑白分明。从外面回家或干完活总要扫净衣服上下的灰尘，始终保持干净清爽的气质，可惜没有留下一张照片。我记事时爷爷因有心脏病不干农活了，有时牵着我的手到村西头的贺姑爷家闲坐聊天，贺姑爷是一个潦倒的乡间秀才，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他们之间说些什么我听不懂。坐久了我要闹着回家，我心中挂念着晒在窗棂上的软儿梨之类的果子要吃。回到家后爷爷先拿笤帚扫净身上的灰尘，然后将我拦在怀中坐到小凳上剥果子吃。爷爷是在土改后去世的，丧事办得十分隆重，挽幛挂满了屋院内外，出殡时全村人拉长幛送行，我因年幼被村上的苏尕外大伯牵手到墓地，难受得流泪不止。以后随着年龄增长，知道爷爷是一位勤劳吃苦、严谨律已、治家有方、宽厚待人、历尽磨难的老人。

真正了解爷爷一生为人处世和群众中的影响是在上山下乡到老家落户时期。初到农村，队上安排我与年青力壮的社员一起到县上猪场劳动。队上因积肥之需义务给猪场修砌猪圈，我因眼睛近视戴着眼镜劳动引起外队饲养员的注意。一天一位五十多岁的饲养员将我拉到一荫凉处小声说，你戴着眼镜还是学生模样，听你们队上的人说你是吉亭（我爷爷的字）先生孙子，怎么落到这个地步了？你爷爷是我们这几十里乡村的名望人士，满腹学问、口才很好，说话顺乎人情，办事公道诚信。我曾听过他老人家几次谈话，十分钦佩。我问他是谁，他说是一个“牛鬼蛇神”。后来我知悉他是一个道观的出家道人，道名叫智贤，文革中被揪出来发落到猪场喂猪。与智贤熟悉后，他还说了一件事：地处韩集阳窪山村是马福祥家族的老家，村边有一座道教的玉泉观，为了处理好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群众和信仰道教的汉族群众之间的关系，在一次道场群众聚会时，道观请我爷爷到场发表过一次讲演，爷爷阐发道观历史，追述历史上回汉群众之间的友好相处，引经据典，比喻引导，深得回汉群众赞同。说话顺乎人情，讲理公道公正是你爷爷能得到群众认可和尊敬的原因。我上大学后听说，智贤在落实政策后又回到玉泉观当住持，是一位有威信的出家人，可惜我再无缘见他就仙逝了。

我表伯贺全福老人也给我讲过一些爷爷的故事。贺表伯年轻时曾在马福禄（俗称马进士）的老家打过工，认识马福禄的如夫人“庄窠老太太”（马鸿宾的庶母）。民国十七年马仲英部占领韩集，贺老伯上集时被马仲英部下捕捉要杀头，在押解到“庄窠老太太”门前时被老太太认出，她高声呼喊：“这是盧家的外甥，你们不能杀他！”马仲英部下见“庄窠老太太”出面营救，便松绑释放，但其他几人都无故杀害了。贺老伯说，他当时认为必死无疑，没想到因了爷爷的名望逃出一劫。说起我家祖上与阳窪山马福祥家族的关系，需追溯到我曾祖父与马千龄一代人的时候，在马千龄家族未发达 前就因地方公益交往颇多。在武昌起义发生后，马福祥之兄马福寿曾组织昭武军到兰州勤王，多次劝年近六旬的曾祖父协同出征，在无奈中曾祖父接受哨官之命到兰州，刚到兰州就发生甘肃响应共和即返回家中，途中染疾不久病逝。之后爷爷继续维持与马氏家族的友好关系，其目的在于利用其影响维护家乡平安。

爷爷曾为家乡民众利益多次为民请命伸张正义。民国十七年马仲英改动兵变，十八年饥荒，民众无力下籽播种，十八年七月马仲英部旅长马应彪卷土重来再次杀戮抢劫，老百姓雪上加霜，但地方政府不顾人民死活连续派员催交三年粮丁，爷爷为此焦虑万分。适逢马鸿宾就任甘肃省主席，即约杨家坪老人杨秀芳、李家庄老人杨文选三人，脚穿麻鞋身背炒面奔赴兰州谒见马鸿宾，呈诉民众所受之苦。爷爷向马鸿宾表示：“主席主甘，家乡荣光，本应备礼祝贺，无奈民等腹不温饱，无力举办，只从山中摘了蕨菜和柳花菜，以表诚心，望主席笑纳。”马鸿宾见到家乡老人也很高兴地说：我出门在外，多年未尝家乡风味，这比海味更香。遂安排住在西关横街子，供应米面柴炭自办伙食。一星期后召见，说省府会议后决定减免汉民三年钱粮，你们看如何？爷爷即应答说：“主席只免汉民不免回民，我不拿公文。”主席即说：回民抢富了，为何也要免粮？爷爷解释说：尕司令围城，韩集土司衙门成为司令部，由三、四两会回民供应粮秣。十八年，国民军驻双城一个营，也由三、四两会回民供应。回民房屋虽未受损失，但负担也不浅。若主席只免汉民，不免回民，他们知道后也必定来喊冤，更何况三会是主席家乡族亲和友邻，因此请主席考虑。主席考虑后说，你说的也有道理，容我们复议。三天后，马鸿宾又召见爷爷说，经复议免回民一年钱粮。爷爷高兴地回答：这好得很，我们回去后好给回民乡亲答复。遂携公文回到家乡，回民老人闻讯即来探望，责备赴兰未通知他们。爷爷将赴兰请愿经过 详细予以说明，不久公文下达，回汉群众闻此消息喜笑颜开，说盧家二爷给老百姓办了大事。从此，爷爷在回汉群众中的威望进一步提高。

大约在民国三十五、六年，姚家川杨海山老人的儿子杨东宝被马步芳部下抓去当兵，所在部队驻扎在青海民和享堂一带，该部队的副军长是马全义。自杨东宝被抓去当兵后，杨海山老人坐卧不宁、焦急万分，担心儿子成为炮灰回不来了。无奈中到我家与爷爷商议解决办法。爷爷视杨东宝的安危为自己的事，想了许多办法，最后想到与漠泥沟何家人称“绵大人”的乡绅旧交关系予以求助。这位“绵大人”名叫马朝选，是马步芳的岳父，马全义是马朝选的儿子。爷爷备了“四色礼”让我父亲去漠泥沟求见马朝选。马朝选听了由我父亲转达的爷爷请求，迟迟不肯表态。自言自语道：这事不好办，要退兵会动摇“主席”（指马步芳）的军心，不退吧又要伤与盧家的感情。最后马朝选对我父亲说，你代我给马全义写封信，就说这是盧家的外甥，按伤疾退兵，不必让“主席”知道。我父亲按他的口气写好信给他念了一遍，他表示同意掏出名章盖了印，让我父亲持信去找马全义。父亲回家后将情况汇报给爷爷，爷爷说事不宜迟，恐马朝选反悔，让父亲连夜到享堂会见马全义把杨东宝给领回来了。杨海山老人感激万分，对爷爷说，我无以报答你的恩情，就让老三儿子杨尕随给你家帮一年工吧。爷爷再三婉拒，说家乡子弟是我们共同的后代，营救他是份内之事，杨海山老人硬是不肯，最后爷爷答应在活忙顾不过来时帮几天工，在土改中却把杨尕随计入我家的长工数，为此杨海山老人至死都感到愧疚。在以后的几十年岁月中我们两家保持了三代人的友好关系。事情也怪，改革开放后有人为落实政策找到我父亲，手持住在香港的马全义照片和信函，央求证明他亲戚的历史问题。

姚家川村的张海达先生年轻时当过村干部，改革开放后一直参与大庙山管委会的工作，与我比较熟悉。有一年春节期间我到姚家川上坟，适逢张海达侄儿张华在砖瓦场接秧歌，张海达就邀我到张华的办公室略坐片刻。他当着几个年轻人说，盧老师（指我）的爷爷在我们河州西乡是一位很有 威望的老人，当时宁夏、青海的主席是韩集阳窪山和漠泥沟的人，家乡有事派代表去见两省主席，对其他代表都是一般性接见后让人去安排食宿，唯对盧家老人要单独留下来叙谈一会，十分尊重。你爷爷虽然在外有很高威望，但回到村中却从不张扬，我们小时候经常看到盧家老人出外办事，要牵着马走出村外才肯上马，回来时早早下马而行，见到老人小孩都要礼貌地打招呼。不像你们现在的这些年轻人，骑着摩托呼啸而过，如果不是门槛挡着，有骑到炕上的架势。

我的一位堂伯母活了九十岁，她是爷爷的亲侄媳，上一辈分家时她们住到新庄窠，所以我们就称她为“新院阿妈”。她经常给我们说，爷爷是一位慈善和悦善处家事的老人，虽然只是伯公公，但像亲生父亲一样关心她们。在爷爷兄弟还没有分家时，爷爷出门办事较多，叔祖父在家主持家务较多。叔祖父读书不多，对待儿媳们态度比较粗暴严厉，一旦生气还要打骂儿媳妇们。民国十七年全家避难藏区住在古堆寺和隆窪沟两处居所。事平后爷爷回到姚家川处理灾后事宜，叔祖父一家住在藏区隆窪沟。有一天叔祖父生气打了“新院阿妈”妯娌两人，她们感到十分委屈，跑到村外的小河边哭泣。突然见到爷爷骑着骡子从远处走来，她们高兴地迎了上去。爷爷发现两侄媳脸上挂着泪花，就问她们哭什么？她们俩就哭诉了被叔祖父母打骂她们的事情，感到活不下去了。爷爷听了后说，有什么事还不能好言劝喻非要打骂？跟我回去，我给你们做主。回到家后劝说叔祖父母，家和万事兴，对年轻人要和气相待，善意指教，打骂会伤感情，要使媳妇们孝顺服侍，就不能伤她们的心。在厨房做饭的两位伯母听到这番话心里舒服了许多，怨气也就慢慢消失了。“新院阿妈”还说，爷爷是我们的长辈，像亲生父亲一样关心爱护我们，我们只有敬仰而无惧怕的心理，我听过周总理的故事，在我们心中爷爷就是我们这个家的周总理，会管家事，勤劳谨慎，说话做事入理入情，到现在还经常想起爷爷说话做事的样子。

1990年代，因在《河州》期刊发表诗文的因缘，我与临洮农校退休的老教师白廷弼先生成为忘年交，他在给我的来信中说到爷爷。1940年代白廷弼先生与他的弟弟白光弼在韩集云亭中学上高中，因与我三叔盧雨为同班同学，曾几次到姚家川老家见过爷爷。半个世纪之后他对此记忆犹深，在信中说：“早年于云亭中学读书时曾到姚家川贵府造访，得拜太尊先生，他博通经史，言谈中引经据典，吐语不凡，风度翩翩，至今记忆犹新。”作为一名严谨的科技工作者，我想白廷弼先生的记忆不会是溢美之词，由此引起我对爷爷行状的进一步认识。

爷爷小名妙宗，名廷选，字吉亭，生于1890年，殁于1952年，行二，城乡熟人皆称盧二爷。少时在河州城著名塾师王朝弼帐下读经问学。王朝弼与徐绍烈为同时代河州塾 师，两师门下的学生前六名被称为“三才者邓、金、徐，三不才王、毛、姬”。邓为邓隆，考中进士，金为金树仁，徐为徐谦，这二人也有功名；王（名不详），瓦窑头人，毛（名不详），毛家园人，姬为姬福善，积石山刘家集人，此三人未取得功名。徐绍烈先生在得知邓隆考中进士后曾叹息自愧不如王朝弼，因为邓隆为王朝弼门生。爷爷比邓隆、徐谦等年少几岁，是王朝弼的关门弟子。王朝弼文气陡峻、性格刚直、教风严谨，学生不敢偷懒。爷爷在这位塾师严格教育下得以熟读经史，直到光绪三十一年废除科举，王朝弼关闭私塾，对学生说：科举已废，你们去读洋学堂罢！才回到家中务农经商。民国元年曾祖父病逝，爷爷绍兴祖业成为姚川盧氏的掌门人。盧家本是河州小西乡的殷实人家，以耕读传家为传统，但经同治、光绪兵燹家道衰落。爷爷当家后艰苦创业，农商兼营，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到民国二十年代又成为河州小西乡颇有名望的耕读世家，拥有水田二百多亩，水磨四盘，油坊一座，菜园果园三处，还兼营大夏河木材筏运业，在夏河县有房屋两院，购得山林两处。爷爷热心公益，办事公道，娴于讲理，在回汉群众中有很高威信，与阳窪山马福祥家族，漠泥沟马氏家族也保持世代交谊，用现代话说，讲求统战关系，以防马家势力侵蚀姚川土地。

爷爷在举办家乡教育事业中出力较多。民国三年，爷爷与双城马良、马玉兄弟及唐运泰等首创双城小学，马良任董事长，爷爷任副董事长，校址占用关帝庙北院，修建木料全由地方捐助，其经费呈报河州文社拨付，当时文社拨银一千两大力支持。为使学校经费能有长年支持，唐运泰倡议将文 社拨付的部份银两与群众捐赠的银两作为原始资金，开办当铺，取名文泰当（文代表文社，泰代表唐运泰），所获利金为办学经费。聘请教员四名，其中一名为秀才秦邦宪。学生来自双城、庙山、姚川、杨坪、夹塘等各村。到1930年代马鸿逵支持家乡教育事业时一度又改名为“云亭第一分校”，双城小学在百年教育史上成为一所办得持久稳定的名校。因马、盧两家倡导办学，亦结成世谊，马良之子马世儒，马世儒之子马义民（曾任州伊协副主席，现在宁夏）、马建民（曾任州教育局长）与我家保持了长期的友好关系。

民国五年韩集土司韩汇川倡议在韩集创办西区高等小学一处，董事会由韩汇川、盧吉亭（爷爷）、何石泉、梁竹岗、王德奄组成，校址由韩汇川捐地五斗，即今韩集中学旧址。上半院木材由地方群众捐献，经费由文社拨银二千两，并发出倡议号召募捐，并电请绥远都统马福祥赞助，马福祥对桑梓办学十分赞同，即捐银二千两。在董事会严格监理下，建修上下两院计有教室四座，全是砖木结构的现代样式，盖有学生宿舍、教员宿舍40间，校门为新式建筑，群众称为洋学堂。聘梁家山人梁竹岗为校长，马玉书为教导主任。当时河州城乡除凤林小学为完全高校外，西区高校为第二处完全小学。因捐款较多，董事会决定将文泰当从双城迁到韩集下街口马全良的转阁大院，将所捐余款投入由唐运泰任经理的文泰当，利润供韩集双城两校共用，董事会委派爷爷负责每年审计一次收益开支，做到一文不漏。韩汇川还将自家铺面的收入全部捐于学校以补作基金。

民国二十二年，马鸿逵派来王彦伦，马毓贵等十七名北京成达师范毕业生前来筹办云亭小学，董事会由丁寿亭、马子扬为正、副董事长，爷爷为董事，先期将韩集西区一校开办为云亭中心小学，双城小学为第一分校，但阴窪、尕新集、王家堡子、邱家寺、段家湾、铜匠庄、罗家堡、场院门和杨家坪等九个分校无校舍，由爷爷负责尕新集以西各校的征地和修建工作，颇费苦心。中心小学学生毕业后升学又成了问题，爷爷乘到宁夏银川探望妹妹的机会，在与马鸿逵会面时提出创办中学的建议，马鸿逵此时也准备在韩集开办“鸿逵中学”，爷爷建议以“云亭中学”为好，马鸿逵极力赞同。抗战爆发后，大批大、中学校教师从沦陷区流亡到西北、西南地区，马鸿逵感到师资有望解决，拨付大洋十六万元兴办韩集云亭中学，将原云亭中心学校董事会改编为中小学董事会，爷爷仍任董事，马鸿逵派马麟阁为土木工程师负责设计 施工，延请晋中大学教授朱启寰（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任校长，北京大学毕业生徐麟友为教导主任的十名教师前来任教。在修建云亭中学的过程中木料紧缺，爷爷将存放在我家木场的千余根木料全部廉价奉让，原韩集中学大礼堂的木料除大梁外，全部为我家木料，总价为一千大洋，从柱子到檩子，平均每根才一元。在修建过程中，马鸿逵的本家子弟利用任董事会职务之便贪腐基建费数万元，造成修建经费不足未能按计划完成基建任务，爷爷为此与董事会主要成员马子扬发生争执，愤而辞职。马鸿逵委派宁夏教育厅长马如龙验收时批评了工程师马麟阁，马麟阁苦口难辩，辞职赴兰另谋出路，临行前向爷爷倾诉了其中内幕。抗战胜利后马鸿逵在银川为孙子马家骅娶媳，邀请爷爷前去贺喜，马鸿逵曾问及当年建修云亭中学的事，为什么辞去董事，爷爷说，那是你们家务间的事，外人不好评说。

民国十九年，身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马福祥偕新婚夫人马汝邺（字书城）回故里探亲，邀爷爷与他晤谈。席间马汝邺女士提出想到乡下农家了解西北风土人情，爷爷慨然予以邀请。马书城女士（我家奶奶经常称作书城女士）原籍四川，在哈尔滨成长读书，后在北平教书，学养深厚，诗、书、画俱佳，是民国时代回族中的才女。为了接待书城女士，爷爷从河州城请了回族厨师，并租借了全套清真餐具，将姚家川老宅旁的“花园”布置一新。我奶奶曾给我多次讲述，那时“花园”内牡丹盛开，果花落英缤纷，鸟语花香，书城女士感到舒心惬意，为在西北偏僻乡间能有如此诗情画意的环境而感慨。这个“花园”是曾祖、祖父为开设家塾而设置的，院内有水锈石垒成的假山，种牡丹、芍药、连翘、丁香等花草，后院有七八棵梨树，东墙边有两棵高大的桑树，正屋挂有字画和宫灯，中置长条琴桌，书卷气浓郁。马书城女士当场挥毫题留条幅一帧：“治家有道唯存厚，处世无奇但率真”，可惜在文革中烧毁了。近年由赵忠先生编辑的《河州古诗校评》收有马书城的《晦珠馆诗词稿》，从中略知书城女士的文采及生平。

民国十七年大庙山的寺庙建筑焚于兵燹，灾荒过去后民间集资重修，爷爷是大庙山的“四大院主”之首，带头捐款捐料重建，费力费心不少，在十六派坊中颇有名声。姚家川自古以来是一个纯汉民村子，地势平坦，为改善灌溉条件，爷爷主持开挖了村前的一条引水渠，村民习惯称为“麻沿沟”，为照顾新集孙家庄（曾祖母郭太夫人外家）村土地灌溉，将渠延伸数里到该村。由于姚家川村自然条件优越，阳窪山马氏家族的富豪十分觊觎这块土地，千方百计想侵蚀，因爷爷及上代人的机智应对，始终未能如愿。姚川村亢家庄一杨姓人家欲将一块田出卖给马氏富豪，爷爷闻讯先予购买并准许有钱后原价赎回，这块地叫“杨家场”。本村有一家叫“郭相爷”的人把自己的庄窠卖给马氏富豪，爷爷掏钱赎回安置了无家可住的贺姓人家，土改中分给贺家所有。

爷爷知书识礼，非常重视后代的读书成才。我父亲年幼时，爷爷曾在“花园”设私塾延师课读，先后聘过两位塾师，其中一位是刁祁友好村的王原师傅。王原师傅经常说的口头禅是人待我以礼，我愿肝脑涂地报答。在我家当罢塾师后回到自家，因给人代写诉状，被仇家乱石砸死于石家河，真是服膺了“肝脑涂地”口言。与我父亲一起读书的有本家叔伯和村邻儿童，可惜都半途辍学无一人学成。我家田多业广亟缺劳力，但爷爷宁可自己吃苦也要坚持四个儿子到河州城、兰州市上完中学或大学。在旧社会，我的父辈中有三人大学毕业，当时传为佳话。青、宁两马军阀闻知我的父辈有数人大学毕业，就邀请到他们那里干事，爷爷婉言拒绝，说我的儿子们愚钝不谙时务，到贵处会耽误主席们的大事。他们接信后气愤至极，说盧家清高看不起他们。

爷爷虽然一介平民长居乡下，但钟爱文化，一生都在购买书籍字画，营造家庭的文化氛围。在姚川老宅南楼设有书房三间，四周有书柜、书案和字画箱，常摆文房四宝，随时可习帖练字。我记得大约在1956年前后，在外工作的叔父暑假回家帮助夏收，中午割麦回家吃饭时还有兴致写一幅大字以调整情绪。爷爷购置的线装书有两大箱，字画也有两箱，有些字画一次也没有悬挂过。文革中烧毁时我记得有唐琏、马福祥、于右任，苟炳甲、顾颉刚、范振绪、裴建准、罗锦山、马书城、方伟元、杨耀瀛等名家的字画，装裱的十分精美。爷爷还邀请河州城内的文士到姚川老宅长住半年余，修了《盧氏家谱》，存放在家中堂屋正中琴桌上的漆匣内，到文革在破“四旧”烧毁时我才见到一面。爷爷与文化名人亦有交流，1938年6月顾颉刚先生在考察西北教育时路过夏河隆窪，适逢爷爷在隆窪办理木材，邀顾颉刚住在我家，爷爷安排替我家守门的陈外家保在河边支桌饮茶，顾颉刚详问林木的树种，柏木的材质，藏民的习俗，藏汉的关系等等，临行时赠条幅一祯：“独居深山松柏常青，惨淡经营裕国便民。”可惜亦毁于十年浩劫。

爷爷一生都在不断总结经验，思考人生，并将总结思考得出的人生经验概括为联语教育子女，经父亲经常口传留在我记忆中的有：居身不使白玉玷，立志要与青云齐；读书人如金如玉，不读书如土如泥；勤俭持家细水长流菽菜香，挥霍浪费万贯家财似冰消，急人之急如降甘霖，解人之困胜造七级浮屠；损人利己祸延子孙，广积荫德后辈昌盛；荆书有花兄弟乐，书田无税子孙耕；同气连枝各自荣，些许言语莫伤情，一回相见一回老，难得几时为兄弟；和气致祥，怨气致戾；做事须循天理，出言要顺人情；宁做桑木扁担直，不做柔软皮条滑；好言一句三冬暧，恶语一言六月寒；和以处世，俭以养廉；好气不养家，养家不好气；不识货只吃一次亏，不识人要吃一辈子亏；有恩常思报，逢仇莫结怨；涵养怒中气，提防顺口言，谨防忙里错，事事要检点；先人置地后人种，不上粪土白费心；该费处不费要丢人，不费处浪费要受穷；无事不可胆大，有事不可胆小；性傲皆因阅历少，气平受过磨难多；事前无计划，事后莫办法；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忍一忍，饶一饶，忍字比者饶字高；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挤话莫给挤人说，挤人的后面挤人多。

爷爷是土地改革运动结束后逝世的，在土改中工作组虽然发动过群众，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要批斗爷爷。爷爷十分开明，对土地财产的分配毫无敌意，他说物归大家比一家独用更有意义，结果被订为开明地主，村人对爷爷的尊重始终如一。以我现在的认知水平，认为爷爷是一位耕读传家治家有方的可敬家长，一位律已甚严友好村邻的谦谦君子，一位主持公道热心公益的模范乡绅。2018年元月